私人调查公司的灰色生存

文／庞建新   图／张朋

蒙住私人调查公司脸面的一块灰布是:作为民间机构是否有调查个人与企业的权利?

2002年5月份,北京东城区交道口派出所警方到处寻找管片内的居民夏秋萍。

夏秋萍41岁,因诈骗有判刑经历,出狱后无以为业继续行骗,骗婚的对象主要是下岗职工和有残疾的男性。下岗工人王金福就是受骗者之一,王金福报案后警方一直没有找到夏秋萍,王金福急了,找到了一家名叫“恒久”的调查公司“帮忙”找人。

夏秋萍的女儿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夏秋萍的女儿还不到18岁,但对陌生人的询问已经非常老练了,难以直接突破。

2002年5月的一天,一部医院急救中心救护车开到一家居民的门口,一位浑身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中年男子下了车径直向一个女孩走去。这个女孩正是夏秋萍的女儿,而这名中年男子是恒久调查公司的当家人潘丰年。

潘称自己是医院来的,要找家中的大人谈话。女孩紧张地哭着,以为自己的妈妈出事了,正在医院里。潘坚持必须找家里的大人而且需要钱,此时女孩已经完全没有心理防备,自觉地提供一个叫“金叔”的人(原名金勇,北京印刷二厂下岗工人),于是顺藤摸瓜很顺利地找到夏秋萍,并把她扭送到了交道口派出所,后被判刑三年,现仍在服刑中。。

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潘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说,“虽然我们这次调查是亏本的,但我们最终得到了交道口派出所的表扬和认可”。

2004年8月11日,《经济》杂志记者在北京西直门北大街的一座公寓里见到了潘丰年,门上并没有见到“恒久惟和社会调查中心”的牌子。潘解释说,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们选择公寓目的考虑到委托人的因素。公司原来是在一家写字楼里工作,由于隐蔽性不好,给很多委托人带来不便。

尽管像潘丰年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私人调查公司不为大众所知,但事实上,调查公司已经悄然兴起。在北京的报刊杂志,你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公司在大张旗鼓地发布广告。

早稻田大学硕士的传奇

和这个具有特殊色彩的行业一样,潘丰年也有着特殊的经历。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潘丰年高中毕业后就去日本,在大阪大学修国政专业,而后就读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硕士。11年后回国,在一家日企做法律顾问。但潘无意于做一名高级白领,当时调查公司的刚刚兴起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认为调查公司的从业人员普遍素质偏低,而自己又有语言(日语)及其他专业知识的优势,很容易在这个行业里占有一席之地。

1999年4月,潘在一个13平方米的办公间,花了几万元注册成立“信息咨询公司”。现在已发展到拥有十几个办公间,三个办公地点。

目前,恒久调查公司有20余人,总部负责商务调查和个人情感调查(包括婚姻调查);国贸分部是纯商务调查;中关村分部则更多的是知识产权调查。公司接受最多的“案子”是信用调查,包括公司和个人诚信调查,如求职和履约能力的调查。而这些调查费收费的中档水平,对于收费的问题,恒久调查公司一直不愿透露。

据潘介绍,一些初级的调查,如某家公司的股东的构成,他们的各自出资比例等,这些初级调查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就可以查到,比如通过律师携带律师函去工商局查询,通常八、九百块钱也就差不多了。

“我们的收费要看难易程度,风险大小和委托人提供线索的多少”。但有时委托人提供的线索已经没有时效性。

“杂货铺”

“有的公司只办了半年就不见了”,潘说,“这个行业仍然处于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状态”。潘拿出了1999年、2002年和2004年的《精品购物指南》,为记者查对还有哪些做过广告的调查公司目前仍然“存活”,而“存活”下来的只有恒久一家。

潘认为是目前的国内调查公司大部分都是典型的“杂货铺”。

就恒久调查公司而言,业务范围包括保险欺诈调查、商业信用调查、婚姻前后财产调查、个人诚信调查和任职前后对企业的忠诚度的调查等。“公司调查业务已经横跨几个领域,很难把横跨几个领域做的很专业很到位,但由于市场的需要,恒久公司也就这样做了”。

据潘介绍,其他同行的情况大同小异,业务范围相差无几。就全国范围而言,有人估算有六七百家,也可能一千多家,难于统计,实际上比较好的调查公司大概有十多家这样的公司。比如,斯缔尔、零点、中联等调查公司,但数量太少。

与国外相比,注册为“私人侦探”的资格是:一要没有犯罪纪录,二是学历和教育程度的要求,三是从事过那些行业。而中国只需要拿身份证和钱办照即可,这造成了“杂货铺”的现象。潘希望政府对这个行业有所规范,不要让那些素质较差的人进入。可以设一个“门槛”,规范行业。

而未来这些私人调查公司的发展方向应该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恒久调查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商务调查,包括保险欺诈和履约能力两项。

一家拥有测谎仪的商务调查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规范性的大型调查公司已经开始在出现苗头。如北京的斯缔尔商务调查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斯缔尔公司总裁杨海浓眉大眼,神情镇定自若,具有典型的警察气质。他曾经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0年的警察生涯锻炼他敏锐的判断力和对法律深刻理解。他还是现任的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

“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去辞掉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杨海说。1985年,杨海进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机关里做事情,1993年,他辞去了工作并在其他两位警察的帮助下成立了斯缔尔商务调查中心,并第一个提出了“商务安全”的理念,并在2003年出版了《开始调查》一书。

目前,斯缔尔公司有专职的调查人员,其中有很多是法律方面和保险方面的行业专家。杨海认为,从事调查公司跟职业经历“一点关系也没有”。

斯缔尔还拥有国内民间惟一一台价值9万多元的测谎仪。

在杨海的工作间里,墙壁旁书架上摆满了法律书籍,而对面的墙上则挂满了杨海与各国“调查专家”、“私人侦探”的合影,最醒目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国际协会会员的牌子。

世界侦探协会总裁杨·斯特兰博格说,“在中国,调查业是一个新兴行业,许多中国公民对它还是非常陌生和敏感的,商业调查仍然介于法律业与咨询业之间。斯缔尔在不断地努力向人们灌输商业调查的真正涵义”。

确实,斯缔尔为市场启蒙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斯缔尔的经营项目只有两项:保险索赔调查和企业风险防范调查。在保险市场上,仅在1997-1998两年的时间,斯缔尔在《保险报》头版上投放广告,整整花一年时间来培育保险市场,但反馈的结果不是令人满意,“时值今日保险公司仍是斯缔尔培育的对象”,杨海说。

斯缔尔的收费标准采取计时制,每小时500元人民币。杨海认为这是非常低的费用了,其中包括税费、成本和利润和正常的办公费用。

调查的权利

1992年11月11日,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但1993年9月7日,公安部颁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2004年6月份,一批国内的私人调查业者在辽宁沈阳筹备成立“中国私人侦探行业协会”,但被政府取缔流产。

尽管这并没有阻止私人调查公司的兴起,从东北孟广刚的克顿公司长于为企业打假,到成都的魏武军的协力公司擅于调查婚外情,各种各样的调查公司不断出现。但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确认与规范,大部分私人调查业还处于“半地下”的状态。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作为民间机构是否有调查个人与企业的权利?

潘丰年说,“作为社会调查,调查公司没有调查权,而是在行使‘调查的权利’,即接受公民的委托代为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知情权,并且我们的调查和侦察是两回事。”

杨海认为,那些称他们为“私家侦探”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调查跟侦察是不同的概念,侦察活动包括跟踪、秘密搜查、拘留等一些列的强制手段。调查则是一种观察、询问、收集信息、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

据杨海介绍,欧洲一些国家是侦察权利的双轨制,民间有侦察权利,公权也有。而我国是单轨制,还有不少国家也是单轨制,如韩国就不允许民间有侦察的权利。

尽管如此,杨海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与国外公司相比,我国的调查公司的法制环境要优于外国的调查公司。”

理由是,国外的法制非常健全,人们非常的守规矩,而法律上更倾向于对个人或公司信息权益的保护,调查公司做起来就非常的困难。而中国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们不守规矩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在法律上,对个人和公司的信息也没有法律规定,这种状态促使调查公司既有客户需求,也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比如企业的信用记录无从查询,工商局也不会记载这些信息。商家就对这方面的调查依赖性很强。

“如果像有些同行倡导法律规范行业那样,有一半的公司是不存在了”,杨海认为。他认为政府对行业进行规范的价值性不大,有可能社会性成本很高的,得不偿失的,像日本就没有对这个行业进行专门的法律规定。

这也许正是他们生存的非常之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