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是二奶杀手

第一节 我看男女关系

如果说，在结婚前我遭遇的感情属于爱情范畴，因为，我曾经动过真情。那么，我在离婚后，遇上的那些女人几乎都没有感觉，更别说动真情了。这让很多女人失望伤心，作为女性——她们都渴望有一个名分，有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家，能每天飘出炊烟和米饭的香味。但我变了，我变得没有感情了，变成了一头冷血动物。“月亮”还是那弯“月亮”，可“太阳”早不是那轮“太阳”了，我的情感世界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流星雨”。

1980年，我的第一次婚姻，使我感到扎手又烫手，像取火中滚烫的刺栗。我是带着受“轻伤”的心灵，转身冲出围城的。“轻伤”一词是我的发明，是相对“重伤”而言的，所谓“轻伤”，仅指对爱情失望，对婚姻伤心，对爱人不再相信。如果受了“重伤”，我就不会再爬起来，也不会干上私人侦探这一行了。我的前妻也是一个漂亮女人，当过播音员，是从大杂院里走出来的“小家碧玉”，她除了带给我的“轻伤”，还给我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女儿已经上大学了——这是婚姻带给我惟一的、值得我欣慰的成果。结婚前，我曾经把爱情看得很神圣，理解得很单纯，离婚后，我全然变了，想起初恋、想起浪漫、想起那些幼稚的语言，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在私人侦探的字典里，没有爱情这个词。我已经把爱情彻底从我的“硬盘”上删除掉了，爱情对于我只是一个“感叹词”而已。我的前妻在我最发达的时候都可以背叛我，还让那个给我戴绿帽子的男人打电话给我，要我“让位”。她伤的不仅是我的脆弱的情感，还有男人宝贵的自尊。所以，在我后来的侦探生涯中，我对“第三者”从来都是憎恨的，厌恶的，“残酷打击，无情迫害”，从不手软，就像搞阶级斗争那样，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知情的朋友说，我这是在“复仇”。我没有否认，反正“红杏出墙”和“偷腥”的人一旦落到我的手中，他们绝对“死得很难看”。这种心态一直影响着我，从离婚到现在，我的生活中也出现过几个女人，她们都是优秀的，像妻子一样体贴关爱我。我也很感念，也差点动过心与她们中的某一个厮守一生，但理智还是大于感情，我不能对她们负责任。要让我以“丈夫的标准”来规范和约束自己，我感到很为难。这是我从事的工作性质所致，私人侦探没有爱情，没有爱人，他们都是冷血动物，他们不对任何一个女人有感情，更不可能对爱情有责任。从这点上考察，我是一个“悖论体”，是一个矛盾的思索者，是一个心灵的孤寂者。

这不仅仅是一个“下半身”问题，当代的男女关系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望着大上海的万家灯火，不知道一扇扇窗户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人间情怨苦愁。在中国的正统文化里，“下半身”从来都是个缺省词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已经被人骂作淫亵之音，真可怜那些古人、正人君子不齿的花间词，现在看来也平常得很。倒是在民间，下半身一直是一种有生力量，怎么也消灭不了。中国的淫秽小说是世界上最黄的，连最偏远山区最没文化的农民一开口，也立马能整出三、两个黄得没牙的段子，听得你一愣一愣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下半身渐有雄起之势。有人说这是人心不古，天下大乱的先兆；也有人不觉得，只是说，往下，再往下，再往下一点，也该兴奋一下了，要不就憋坏了。就是这个憋坏了，让中国的男男女女之间诞生了好多故事，产生了好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演绎出好多以前我们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悲剧。禁欲太久，一旦放开，犹如决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我不是社会学家，没有从理论上去考究“包二奶”或者“包二公”的深层原因，但我很鄙夷这个现象，我和那些受伤的男女一样，把这个称为社会的丑恶现象。所以，我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实行毫不留情、坚决打击的政策，心比顽石还要硬，完全可以用“心狠手辣”一词来描绘。

1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二奶”，揭露“二奶”。什么样的“二奶”我都见过，老的、少的、土的、洋的、漂亮的、不漂亮的，“金丝鸟”、“波斯猫”、“甜心巧克力”、“学生妹”、“五星妞”等等；什么样的“包装”方式我都见惯不惊，“金屋藏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用情专一型”、“花花太岁型”等等。

我在开展业务时，称其名为“婚姻忠诚调查”，这是我最大的一项业务，简直接不过来，也忙不过来，受理的案子的比例只是前来咨询的2％。《羊城晚报》的记者送给我一个“二奶杀手”的绰号（我的业务还有十分之一是调查“包二公”），我并不反对这个称谓，我就是“二奶杀手”。这个绰号让我在广东、上海等地有了很大的市场，那些台湾的太太们总是哭哭啼啼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查出老公在大陆的“二奶”、“三奶”。台湾的好些私人侦探也打着我的旗号，美其名曰“大陆二奶杀手魏武军台湾办事处”，专门调查花心老公忠诚度的问题。这个绰号还飘洋过海到了南非和欧洲、美洲，好多华裔私人侦探也打着我的牌子招摇过市。我的“协力民事事务调查所”开办以来，受理的调查大多是关于“婚外恋”、“第三者隐私”之类的，约占总接案量的一半以上。而剩下案件中，占多数的是经济类，比如商标侵权，商业、技术秘密外泄，财产调查，信用调查，还有就是信息类，比如人事调查，寻亲访友等。在婚外恋案件中，由于受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嫁鸡随鸡等观念的束缚，不少妻子只是为了在丈夫面前拿出证据，还想保全家庭，并不想真正闹上法庭，她们首要的要求是保护她们的隐私。

2001年底，有一件事在法律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作为证据。”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民事诉讼举证新规定中写明，“合法偷拍偷录可做证据”。这个规定，给私人侦探提供了在为自己辩解时更为贴切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