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家侦探的灰色成长

2005年8月18日，浙江省温州市一位名为韩冰的私家侦探向记者出示了以个人头像和名字申请商标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受理通知书。

资料照片

一家调查公司打出的广告和价目表。

图据《信息时报》

私家侦探们常常在夜幕下出门工作。因为缺少合法的外衣，中国的“福尔摩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生存在秘密地带，而他们使用的调查方法也常被形容为“灰色”。

私家侦探、自杀干预者、同性恋人群服务机构……这些特殊的社会干预力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以十分暧昧的方式打拼在复杂混沌的现代都市中。如果说政府和公检法机构是以公权力在对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危机”进行处置的话，那么这些特殊的行业，则是以灰色的身份，以其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姿态对个人危机进行介入和干预。在发达国家，这样的民间机构其实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中坚力量，它能有效补足国家机器难以穷尽的课题，让弱势群体得到来自民间力量的扶助。无疑，这也应该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参照。但在中国，他们的生存空间却因为法律的缺失和管治构架的不完善——而步履维艰。

一次成功的卧底

10月26日，重庆邦德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调查员罗洋（化名）的电话响了。

听筒里传来一个男子颤抖的声音：“罗先生，我们成功了！法院终于把财产执行了！”

放下电话，罗洋的手在发抖。“两个月，两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没有白费。”罗洋点了一支烟，思绪又回到两个月前。

今年9月初，一个年轻男子带着自己的女儿静静（化名）来到邦德公司。两年前，他的女儿还不满周岁，就在一次车祸中严重受伤，失去了一条腿。

事后，法院判决由肇事者刘某赔偿静静的医疗费、营养费以及今后安装假肢的费用。但当静静的爸爸拿着判决书去找刘某的时候，他早已不知去向。法院执行庭也爱莫能助：找不到人，无法执行他的财产。

静静一家想尽各种办法，始终找不到刘某。走投无路之时，经朋友介绍，静静的父亲找到邦德公司，希望能帮助他们寻找刘某。

但是静静的父亲能提供的资料实在太有限了。他只有一份刘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有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他也只知道刘某是做广告安装工作的，老家在铜梁。其他再没有任何线索。

罗洋和同事一起开始调查。为尽快找到刘某，罗洋和同事发动了所有能够联系到的社会关系，终于把目标锁定在重庆南坪一家广告公司，刘某和这家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

另一方面，罗洋的同事也正靠朋友帮忙寻找刘某。终于，一个朋友在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刘某的手机号码。

“本来这时候可以找到刘某的，”罗洋事后回忆，“但我们一商量，这还不行。我们见过太多所谓的‘老赖’，他把自己的财产隐匿起来，总说自己没钱，法院拿他没办法。”

罗洋决定继续深挖，一定要找到刘某的资产，不给刘某隐匿资产的机会。“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一定要为委托人着想，把工作做透，真正帮助他们维权，”罗洋说，“而且，小静静的眼神太无邪了。我和同事嘴上没有说，心里都在想，一定要帮这个苦命的孩子讨回公道。”

罗洋和同事们想了个办法。他们以“做业务”的名义，想约刘某出来谈谈。但最初两次刘某都以工作忙，没时间为由推脱了。看来刘某很谨慎。

在罗洋第三次约刘某的时候，刘某终于答应出来详谈。在约定的地点，罗洋终于见到了刘某。他是驾驶着一辆越野轿车来的，与静静父亲的形容相比，刘某的相貌已经有了不少变化，身材也有些发福。

这次接触虽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罗洋已经肯定，刘某有自己的事业，现在肯定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积蓄。

在与刘某分开后，公司同事向罗洋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发现刘某经常在南坪一家茶楼出现，而且常常是下午一个人进去，直到晚上才出来。

罗洋觉得刘某和这家茶楼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天下午，罗洋开车来到茶楼门口。就在他停好车准备进茶楼的时候，刘某的越野轿车正从对面开过来，停在茶楼边上。

刘某马上发现了罗洋的车。他很警觉的看了看车牌，认定了这就是那天和他“谈业务”的那辆车。他马上拿出手机，叫自己的朋友叫点人来茶楼，他感觉可能有人要“砸他的场子”。

这一切都被茶楼楼梯上的罗洋听在耳里。罗洋心里异常惊喜：根据这个电话，他已经可以肯定刘某就是这个茶楼的主人，还可以肯定刘某有着一笔不小的资产。

随即，罗洋把相关情况整理后交给了静静的父亲，由他找到法院执行庭，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最终，法院执行庭主张了静静父亲的请求。面对确凿的证据，刘某无话可说，只能按判决给付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