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家侦探的灰色成长
2005年8月18日，浙江省温州市一位名为韩冰的私家侦探向记者出示了以个人头像和名字申请商标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受理通知书。
私家侦探们常常在夜幕下出门工作。因为缺少合法的外衣，中国的“福尔摩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生存在秘密地带，而他们使用的调查方法也常被形容为“灰色”。资料照片
私家侦探、自杀干预者、同性恋人群服务机构……这些特殊的社会干预力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以十分暧昧的方式打拼在复杂混沌的现代都市中。如果说政府和公检法机构是以公权力在对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危机”进行处置的话，那么这些特殊的行业，则是以灰色的身份，以其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姿态对个人危机进行介入和干预。在发达国家，这样的民间机构其实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中坚力量，它能有效补足国家机器难以穷尽的课题，让弱势群体得到来自民间力量的扶助。无疑，这也应该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参照。但在中国，他们的生存空间却因为法律的缺失和管治构架的不完善——而步履维艰。
一次成功的卧底
10月26日，重庆邦德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调查员罗洋（化名）的电话响了。
听筒里传来一个男子颤抖的声音：“罗先生，我们成功了！法院终于把财产执行了！”
放下电话，罗洋的手在发抖。“两个月，两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没有白费。”罗洋点了一支烟，思绪又回到两个月前。
今年9月初，一个年轻男子带着自己的女儿静静（化名）来到邦德公司。两年前，他的女儿还不满周岁，就在一次车祸中严重受伤，失去了一条腿。
事后，法院判决由肇事者刘某赔偿静静的医疗费、营养费以及今后安装假肢的费用。但当静静的爸爸拿着判决书去找刘某的时候，他早已不知去向。法院执行庭也爱莫能助：找不到人，无法执行他的财产。
静静一家想尽各种办法，始终找不到刘某。走投无路之时，经朋友介绍，静静的父亲找到邦德公司，希望能帮助他们寻找刘某。
但是静静的父亲能提供的资料实在太有限了。他只有一份刘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有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他也只知道刘某是做广告安装工作的，老家在铜梁。其他再没有任何线索。
罗洋和同事一起开始调查。为尽快找到刘某，罗洋和同事发动了所有能够联系到的社会关系，终于把目标锁定在重庆南坪一家广告公司，刘某和这家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
另一方面，罗洋的同事也正靠朋友帮忙寻找刘某。终于，一个朋友在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刘某的手机号码。
“本来这时候可以找到刘某的，”罗洋事后回忆，“但我们一商量，这还不行。我们见过太多所谓的‘老赖’，他把自己的财产隐匿起来，总说自己没钱，法院拿他没办法。”
罗洋决定继续深挖，一定要找到刘某的资产，不给刘某隐匿资产的机会。“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一定要为委托人着想，把工作做透，真正帮助他们维权，”罗洋说，“而且，小静静的眼神太无邪了。我和同事嘴上没有说，心里都在想，一定要帮这个苦命的孩子讨回公道。”
罗洋和同事们想了个办法。他们以“做业务”的名义，想约刘某出来谈谈。但最初两次刘某都以工作忙，没时间为由推脱了。看来刘某很谨慎。
在罗洋第三次约刘某的时候，刘某终于答应出来详谈。在约定的地点，罗洋终于见到了刘某。他是驾驶着一辆越野轿车来的，与静静父亲的形容相比，刘某的相貌已经有了不少变化，身材也有些发福。
这次接触虽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罗洋已经肯定，刘某有自己的事业，现在肯定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积蓄。
在与刘某分开后，公司同事向罗洋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发现刘某经常在南坪一家茶楼出现，而且常常是下午一个人进去，直到晚上才出来。
罗洋觉得刘某和这家茶楼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天下午，罗洋开车来到茶楼门口。就在他停好车准备进茶楼的时候，刘某的越野轿车正从对面开过来，停在茶楼边上。
刘某马上发现了罗洋的车。他很警觉的看了看车牌，认定了这就是那天和他“谈业务”的那辆车。他马上拿出手机，叫自己的朋友叫点人来茶楼，他感觉可能有人要“砸他的场子”。
这一切都被茶楼楼梯上的罗洋听在耳里。罗洋心里异常惊喜：根据这个电话，他已经可以肯定刘某就是这个茶楼的主人，还可以肯定刘某有着一笔不小的资产。
随即，罗洋把相关情况整理后交给了静静的父亲，由他找到法院执行庭，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最终，法院执行庭主张了静静父亲的请求。面对确凿的证据，刘某无话可说，只能按判决给付赔偿。
身份需对家人保密
“做调查员太难了。”罗洋感叹。在到邦德公司以前，罗洋曾经在我市某公安部门工作，有着相当的破案经验。两年前，他因为个人兴趣来到邦德，本以为能够轻车熟路，但真正开始接触实际调查，却发现调查员的工作相当艰难。
“这个行业里有很多以前做过公安工作的调查员，一开始他们都说，感觉自己的工作偷偷摸摸的。”罗洋说。
罗洋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是几年前他刚离开公安部门，到一家调查公司做调查员的时候。
“我当时为了搞清楚一个人的具体住所，在他家住的小区门口蹲守了好几天，每天蹲守10个小时左右。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准备了两身衣服换着穿，还要不断变换蹲守地点。”罗洋说。
直到晚上，罗洋终于等到了这个人，确定了他居住的楼层和门牌号。在这栋楼里转悠了一天，回家的时候，罗洋已经累得双腿抽筋了。
虽然辛苦，但罗洋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就说静静那件事吧。当我听说静静的父亲已经拿到赔偿的时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做了这么多年调查工作，这件事让我最开心。这是一种责任感。我帮助一些没有力量的人完成了心愿，讨回了公道。”
最令罗洋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家人一直在支持他。“说实话，家里亲戚并不是都知道我的职业。这主要是处于保密需要。但我的父母和妻子都是知道的，他们一直都在默默支持我。”
前几天，罗洋因为一件调查耽误了时间，凌晨3点才回到家———这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推开门一看，桌子上整齐的摆放着两菜一汤，一碗米饭，上面封着保鲜膜。“当时觉得太对不起家人了。他们为我付出这么多，我却很少关心家庭。可一想到小静静无邪的眼睛，又觉得自己有责任继续做好手里的工作。”
一个创业者的传奇
与罗洋相比，邦德公司的总经理，被称为“重庆市第一私家侦探”的吴畏的经历更富有传奇色彩。
吴畏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从小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穿上制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1988年，吴畏终于在一次“考干”中进入重庆某公安部门工作，穿上了警服。
吴畏的警察生涯一直持续了13年。2001年5月，吴畏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名叫“邦德”的私人公司帮助一名被拐骗的女孩逃离了夜总会。吴畏被吸引了，他觉得自己更喜欢从事这样的行业。
此时的邦德公司也正需要引进人才。这家由某律师事务所调查部发展起来的公司正式成立于2001年3月，因为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人手越发紧张。不久，吴畏参加了邦德公司招聘会，并成为了公司一员。
吴畏最初的身份是公司的调查员助理———这个行业的起步位置。因为有13年的警察经历，他在邦德公司做得非常出色。靠着丰富的经验和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到两年，他就从公司的调查员助理一直上升到副总经理。2002年末，吴畏当上公司总经理，成为管理层的一把手。经过几年发展，邦德目前已经成为大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调查公司，事业日益壮大。
动画片《神探加吉特》里塑造了一个标本形式的神探形象：黑色礼帽，大镜片的黑色墨镜，长至足踝的灰色风衣，木制烟斗随时叼在嘴边，烟雾随时遮住脸庞。但吴畏的形象似乎更像一个成功商人：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短而精神的板寸平头。如果不是在推开会客厅大门那一刻，他扫过我和摄影记者的冷峻目光，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他是一名人们口中的“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公开亮相
在吴畏看来，这个行业的出现是必然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家庭纠纷、生存压力过大……现代人过得越来越“辛苦”。
一些专业机构应运而生，他们专门为人提供信息咨询、情感咨询，甚至是心理健康辅导，希望以民间的力量来解决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走在最前沿的，是一些被社会称为“私家侦探”的人。
1992年，一条来自上海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社会各界关注：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在上海成立，创始人为端木宏峪。距离法国人维多克在1834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私人侦探咨询机构，中国的“私家侦探”们整整晚了158年。
和这家侦探所一样，端木宏峪本人的经历堪称传奇：据说他本人在上海警察圈里有很高的地位，上海人通常称他为“大侦探端木”。他破过“汉弥尔登大楼英侨被害案”、“上海名医穆端芬之妻被杀案”等著名案件，他带出的弟子，后来有不少人在上海公安系统身居高位。但一年后，由于公安部发文禁止设立私家侦探社，这家调查事务所被迫关门。
尽管如此，端木宏峪仍然推开了一扇门。从此以后，各种各样的“私家侦探所”在全国相继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大都保持着低调的态度，在公众面前并不张扬。
2002年9月，当吴畏成功注册“邦德”商标后，他有了一个想法：召开一次会议，把全国范围内从事该行业的同行组织起来，坐在一起交流经验，形成联盟，以便于今后开展合作和学习。
两个多月后，2002年12月4日，“中国首界商务调查行业研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同行们称为“重庆会议”。
这次会议的热烈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像。会议吸引了包括美国高乐公司在内的国内外七十多家同行公司，甚至连加拿大皇家警察学院也赶来参会。一百多家国内外媒体云集重庆，BBC、NHK等媒体因为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无法进入会场，甚至一直守在门口等候。
这次会议是中国“私家侦探”这一新兴特殊行业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国内名气很大的上海“私家侦探”老马对与会者说：“我们主要做商务调查，最多的是资信调查。有两类业务我们是不接的：个人委托的和调查个人的。这主要是出于法律上的考虑。”
深圳某调查公司常年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调查业务。在会议上，它的代表说：“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每年在中国用于打假的费用预算达到100亿，如果我们能够承揽其中的部分业务，可以说，现有的调查公司完全不能满足这个巨大的市场。我们需要更高的专业素质，开辟这块领地。”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向外界公开表明了身份，行业内部终于为自己下了一个准确定义：调查业。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很多人习惯把像邦德这样的公司称为“侦探公司”，把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称为“私家侦探”，一些调查公司虽然不同意这样的称呼，却找不到更合适的名称。在“重庆会议”上，同行们告诉外界，这一行业的准确名称是“调查业”，从业人员应该叫“调查员”。
潜在市场广阔无比
“重庆会议”之后，全国的调查业开始迅速发展。
2004年，我市某房地产开发商为一家企业修建了厂房和办公楼，但这家企业却迟迟不给付100余万元工程尾款。开发商告到法院并胜诉。
但在执行过程中，该企业拿出账本，表明自己现在处于破产边缘，资不抵债，实在无钱给付。开发商数次找到法院执行庭，但是执行庭却无法开展调查。
最后开发商找到了我市一家知名调查公司。该公司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终于查明这家企业名下还有一家公司，该企业把大部分资金隐匿在这家公司名下。开发商根据这一线索找到法院执行庭，最后终于拿到了工程款。
有专家分析，各种特定需求的不断增加，是“私家侦探所”不断出现的动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泓曾说：“目前中国‘私人侦探’行业主要的业务都集中在民商领域，像商务资信调查、协助企业打假、查找失踪人口、追踪逃逸债务人财产下落等，一部分公众的特定需求已经成为这些公司业务开展的最直接动力。”
从市场需求上讲，“私家侦探”们早已意识到潜在市场的广阔性。根据中国侦探网的数据，我国每年商业合同的实际履约率不到30％，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很多企业在签订商业合同时，由于无法进行调查，甚至缺乏对对方的起码了解。
重庆邦德商务调查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企业需要各种信息，但是在我国，国家执法机关不可能也没有法定义务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而企业受到各种局限，自身不具备合法获得这些信息的条件和能力，必须求助于调查公司。”
“社会不断发展，很多新问题会逐渐显现出来，以国家机构为代表的公权力机构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而这些问题又需要有人来处理，这就是这些民间机构存在的基础。”重庆季霖律师事务所朱律师说。
主业仍是查二奶
2004年，据称是全国第一家的“女子维权中心”在成都成立。这家机构专门打着帮助妇女维权的旗号，专门调查婚外情。2005年1月4日，成都市金牛区工商部门暂停了中心的服务活动，理由是该中心涉嫌超范围经营。
该维权中心被暂停服务活动后，很多人对工商部门的行为表示支持。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副教授伍长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女子维权中心的业务主要是调查涉及两性之间的隐私，如果由妻子自己调查，不构成侵犯配偶隐私，但是女子维权中心介入调查，却有可能侵犯配偶的隐私，而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另外，维权中心在调查中使用的跟踪手段，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自由。
“可以说，很多调查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调查婚外情，也就是大家说的‘查二奶’。”吴畏很无奈。
吴畏的目光很长远。他一直不希望一家调查公司仅仅靠“查二奶”这样的业务来生存。“调查业最主要的业务应该在商业领域。企业需要的各种信息，只要是合法的，都可以成为调查公司的业务范围。”
从2001年进入邦德公司起，吴畏对这一行业的前景非常看好：“1998年，美国全国的调查业产值是800亿美金。中国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前途不可限量。”
但很多“侦探公司”并没有实力涉足这样的领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调查的。每个调查员必须熟悉法律，行为必须合法，还必须对所涉及的调查领域有着相当的了解，甚至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这个行业要求非常高，因此到现在为止，很多不具备实力的调查公司生存困难。”吴畏说。
正因如此，大多数民间调查机构只能局限在“查二奶”这类“技术含量较低”的业务范围内。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不少“私家侦探所”在调查中涉嫌违法。
成都、武汉、南京等一些民间调查机构曾出现了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暗中拍卖被调查人的家庭隐私情报资料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隐私权。
2002年1月，“私家侦探”王国庆在报纸上看到某公司经理马某寻找其弟弟的公开启事后，立即给马经理打电话，称自己是本市的私家侦探，只要家属提供必要的经费，就一定能够找到马经理的弟弟。于是，马经理付给王国庆两万元。王国庆拿到钱后立刻逃匿。后来王国庆被北京西城区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
上海某咨询公司老总老马的话概括了我国整个调查行业现状：“大部分调查公司实力不强，很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不具备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调查业才能有出路。”
一些成熟的调查公司早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调查业务，都来自于当事人的合法委托；我们的所有调查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对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吴畏都要这样反复强调。
邦德公司靠着自身努力，在重庆打出了一片天地，也获得了一些知名企业的资金支持。但更多的调查公司却生活窘迫，在温饱线上挣扎。
绝大多数调查公司都认为，造成这种现状并不是因为调查公司本身不注意提高自身素质，而是因为国家政策上的不支持。
重庆一家调查公司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谁都知道要找高素质的人才做调查员，可国家政策不支持，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很陌生，你凭什么来招募人才呢？”
“在国外，私家侦探是个合法职业，公众很了解，同时也很信任。可在我国，我们缺乏合法身份，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刘先生说。
缺乏合法身份，使调查业有着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刘先生认为，在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公检法机关才具有侦查权，这极大限制了调查公司的发展。“虽然说公民都有知情权，而且可以对一些事务进行调查，可是怎么去调查呢？有些信息很难得到，必须使用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比如偷拍、窃听、跟踪等等，这些并不是合法的，而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很多调查公司在进行调查时，多多少少都会使用到这些非法手段。这给这个行业造成了很多被动。”
刘先生希望能由政府牵头，在政策上为调查业界定一个准确的身份。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政府似乎并不会在短期内做出这种决策。“耐心等吧，我觉得肯定会有这一天。”刘先生说。
（来源《西安晚报》2005-11-03） |
